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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蓉:中国不愧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西安事变的重大意义

李蓉:中国不愧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西安事变的重大意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仍历经坎坷…

原标题:李蓉:中国不愧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西安事变的重大意义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仍历经坎坷。国共合作后红军改编,一些红军指战员产生了模糊认识,有的认为红军改名换帽后,要受领导,就和军队没有本质区别了;有的对“换帽子”有怨言,有抵触。为此,八军第129师师长在大会上讲“换帽子”的道理,说明我们人要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看成最高利益。现在大敌当前,国家民族危在旦夕,我们要把斗争矛头指向日本帝国主义。“换帽子”只是形式,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不会变,红军的优良传统不会变。经过工作和统一战线思想的教育,广大指战员懂得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立场,懂得了红军改编对促成统一战线、实现全国一致对日作战的重大意义,从而把统一战线作为自觉行动。为团结对敌,中国把一切愿意参加抗日的党派和军队当作友党、友军,极力团结。同时自主的原则立场。当派制造摩擦,多次挑衅,国共关系面临险境时,中国仍高举团结的大旗,顾全大局,又团结又斗争,尽力国共合作的局面。皖南事变发生后,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采取了上反击、军事上自卫的方针,使濒临破裂的国共合作关系得以维持。不少党派、人士也从皖南事变的处理中看到了中国的胸怀,从而把中国作为引导中国前景的重要力量,逐步拉近和的距离,开始了风雨同舟的合作历程。

中国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的抗战,特别是抗战初期积极抗战给予肯定。同时,中国对的蒋介石和汪精卫作了区分。蒋介石抗战没有投降,这和汪精卫相比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实行片面抗战,从全国抗战开始就其局限性,以后对派“防共、溶共”的也斗争,但始终为保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而努力。在正面战场打过22个大的战役,这是客观事实。但仅仅从军事的角度看问题是远远不够的。中国抗战是全民族、各方面的总体性抗战。不光要有军事上的抗战,也不光是正面战场的抗战,还要有抗战理论、思想的武装,抗战文化的宣传鼓舞,还有敌后战场的配合和支持,等等。总之,不能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抹杀和否认全民族团结抗日、中国在其中发挥了特别重大作用这一历史事实。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为争取最后胜利发挥了什么作用?这是一个很有意义也很重要的话题。“九一八”事变后,独占中国和中国、称霸世界的日本侵略者占领中国东北,以后不断扩大侵略,制造华北事变、卢沟桥事变,地中国领土,烧杀,累累。热爱和平、不愿当奴的中国人民奋起。中国更是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国家、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而英勇奋斗。其流砥柱作用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得到突出体现。

1937年卢沟桥抗战开始后,中国提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中国制定和实行了全面抗战线,开辟敌后战场,发展敌后游击战,给正面战场以积极而有力的配合,逐渐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中国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参加抗战,实行的战术。通过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组织水上雁翎队、铁道游击队等形式,给日本侵略者以有力打击。在整个抗战时期,中国领导敌后抗日军民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始终战斗在抗战最前线,战斗在最为艰险的地方,对促进民族、推动全国人民抗战并赢得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日本的《朝日新闻》也承认:“华北军发表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年)度综合战果,充分说明了过去以重庆军为对手的华北军,在今天他完全转变为以‘扫共’战为中心的事实。”“敌大半为中,在交战回数一万五千次中,和中军的作战占七成五,即一万一千四百三十次;在交战的二百万敌兵力中,半数以上都是的党军”。(日本《朝日新闻》1944年1月15日,转引自《董必武选集》第107页)换句话说,仅在1943年,中国领导的人民军队平均每天和敌人交战达40次以上,和日本军队作战次数最多的是中队。仅日本方面承认的这些事实,就使那些领导的军队不积极抗日、只保存实力和发展自己的说法。

二、中国最早和始终高举团结大旗,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国际反统一战线的建立,争取和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一、中国最早举起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大旗,并在东北参加组织和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组建东北抗日联军,一直对日作战直到抗战胜利

中国在这场事关民族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发挥了坚强核心作用绝不是偶然的。一些人受历史主义影响,常常是用孤立的片面的眼光看待抗日战争。在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研究中,他们只承认初期积极抗战还不够,看不到派有缺点和不足;似乎过去宣传八军、新四军比较多,现在就应该矫枉过正,不应再做这方面的宣传。实际上,这是否认客观历史的错误做法。我们铭记历史,就是要把历史当成教科书、营养剂,从历史中吸取智慧和营养。历史是丰富的、复杂的、变化的,不能简单化。不能因为抗日战争时期掌握着全国,拥有庞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不能因为爱国官兵中涌现出不少永远值得怀念的抗日英烈,就否认和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在中国抗日战争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各抗日党派、人民团体以及一切爱国阶级阶层、海外华侨华人,都为胜利作出过贡献。肯定中国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并不是要否认和其他政党的贡献。而否认中国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如果不是对历史的,那就是对历史的。

中国以自己正确的主张和强有力的组织机构,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抗战,员以身作则、身先士卒,率领人民群众浴血奋战、勇往直前,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中国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捍卫祖国的钢铁长城,用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谱写了惊天地、泣的壮丽史诗。抗日女英雄赵一曼前写给儿子的信催人泪下。她写道:“母亲因为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在你长大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的!”“为国而”,这既是抗战先烈的崇高,也是人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和。中国在领导人民抗日中,涌现出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等一批为国捐躯的抗日将领,以及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八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等众多英雄群体。在员的影响和带动下,广大人民群众,投身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的,成为抵御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夺取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员在一切面前无所,为中华民族和人民利益贡献出一切的先锋模范作用,有力地提高了全民族抗战的思想和组织程度,为民族的振奋和民族素质的提高注入了新的活力。

(作者: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中国积极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包括一切抗日的政党、阶级、阶层、团体、爱国人士、少数民族、港澳台、海外华侨的广泛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建立很不容易。1927年,和群众,对日本侵略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因此,中国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采取的是反蒋抗日的方针,即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后来,中国和张学良、杨虎城结成了西北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与此同时,根据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将反蒋抗日改变为逼蒋抗日。通过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开始联蒋抗日。到全国抗战爆发,经过方面的艰苦努力,发表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蒋介石公开发表讲话,标志着国共第二次合作得以实现。这体现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共同抗日的民族团结。中华民族的团结成为日本侵略者不可的力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争取中国抗战胜利的重要法宝,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六、中国注重自身建设,提出并实施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使党担负起了在抗战中的重大

从日本侵占东北开始,中国始终站在抗日战争最前线。“九一八”事变后,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实行不抵抗主义,直接导致在短短4个多月的时间里,整个东北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的占领地。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当时的满洲省委和中央、中华苏维埃国临时中央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号召“工农武装起来”,“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民族的战争,争取中国的统一”。同时,中国直接领导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积极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东北各地党组织,一方面加强与抗日义勇军的联系,同时组织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从1932年起,先后组织了由汉、满、朝鲜、蒙古、回等民族的爱国志士参加的十余支抗日游击队。1936年又组建了东北抗日联军。在东北,除了东北爱国官兵和各种抗日义勇军外,中国领导的抗日武装,依靠群众,直接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极其艰苦的斗争。以杨靖宇、赵尚志等为代表的东北抗日联军在白山黑水之间为抵抗日本侵略者,不怕流血,生动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的抗战。

四、中国发动组织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

三、中国提出全面抗战线和持久战战略方针,为中国抗战制定了正确的线和军事战略

中国审时度势,根据抗战初期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把游击战争第一次提高到战略地位,领导敌后军民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从而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形成了和正面战场互相配合、支持的战略态势,为全民族持久抗战并夺取最后胜利,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九一八”事变后,中央及满洲省委支持东北爱国官兵和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并派出大批干部领导了东北抗日联军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抗战爆发后,中国领导的八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武装深入敌后,创建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华北、华中、华南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使敌人真正陷入的汪洋大海。在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阶段,敌后军民克服严重困难,采取“敌进我进”方针,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八军在华北发动的平型关、百团大战等战役,威震全国,极大地振奋了军心。全国抗战期间,中国领导的八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次,歼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大量歼灭和牵制敌人兵力,给予正面战场以有力支持,同时使敌后战场逐步发展成为抗战的主战场,在全国抗战中发挥了伟大的战略作用。中国组织发动人民参加抗战,中国人民是抗日战争的主力。中国的力量也来自人民。支队马本斋的母亲,被日本人后而死,表现出中华民族决不日本侵略者的气节,这也为中华民族的斗争做出了诠释。

五、中国创立新主义等理论,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一群众关注的重大问题,并在抗日根据地局部执政积累了丰富经验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已经是一个上和思想上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抗战期间,中国注重组织建设、理论建设、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在土地时期逐渐形成的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获得多方面的发展,并得到系统总结。在七大上,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系统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为指导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思想的下,中国确立了正确的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策略,形成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宝,形成了理论联系实践、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及与三大作风,从而引导党不断克服困难,胜利。而且形成了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的坚强领导核心,为发挥党的核心作用提供了坚强的组织。

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曾有过多方面合作,首先和主要的是军事合作,如忻口战役、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中的合作,开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等。同时还有、文化等方面的合作。经过中央批准,参加了国民军事委员会部,担任副部长,领导郭沫若任厅长的部第三厅,在抗战宣传、抗战文化事业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中国派驻区的长江局、南方局,以及八军、新四军在武汉、重庆以及全国不少大中城市设立办事处、通讯处,通过各种渠道同方面接触,广泛团结人士包括地方实力派。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也利用参政会这个平台积极活动,宣传的主张,大力推进中国的和进步。中国还积极国际反统一战线,团结和争取一切支持、同情和帮助中国抗战的国际力量。利用在武汉、重庆等地设立机构等条件,同驻华外交人员、新闻工作者以及有关外事机构进行积极接触,宣传的方针政策,争取国际社会和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战各方面的支持,取得显著成效。

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在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上提出了全国人民总动员,,改善民生,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夺取抗战胜利为主要内容的全面抗战线。不久,又全面分析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明确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指出中国的抗战是持久的,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持久的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三个阶段;日本虽一时,独占中国,称霸世界,但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缺乏,经不起长期消耗,最怕持久战。1938年10月,中国抗战逐渐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针对日本方面加大对的诱降,副总裁、国民参政会汪精卫投敌,内部退让倾向严重等情况,明确提出抗战、反对,团结、反对,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并使抗战、团结、进步,成为中国的基本政策。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以正确的线和军事理论、军事战略方针,为中国人民的抗战指明了总的方向,成为引导全民族抗战胜利的一面旗帜。

科学理论是武装人们思想和引领队伍前行的旗帜。中国在抗战期间,除了高举抗战、团结大旗,还历史发展,创造性地提出了以新主义为主要标志的科学理论和一系列正确的线方针政策。这也是中国在抗战期间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重要表现。中国在抗战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如全面抗战的线、持久战的理论、抗日游击战争的理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理论和政策、新主义理论、建立联合主张等。这些理论及线方针政策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总结了中国和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紧密结合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回答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从而实现了理论创新,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道、争取中国抗战胜利的道,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性。与此同时,中国还在创建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实践中及抗日根据地的局部执政中,按照全面抗战线和持久战理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实行新主义的、经济、文化纲领,从而创建出一个新主义社会的雏形和模范,使全国人民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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