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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网红城市变迁史从厦门到西安再到淄博二十年城镇化见顶了

  主要是淄博当地这一通操作,从专列到公交,从酒店到烧烤节,卫生、公安、市场监管全出动,不怕踩坑黑店,不怕司机绕路,上个公厕还配肠炎宁和卫生巾,想不到,有一天地方政府也能拿出像胖东来一样的态度。

  最初是在互联网没有普及的时代,没有高铁,没有4G,了解外面的世界要靠报纸、收音机、电视,还有各种门户网站和论坛。

  典型的像厦门,2008年的时候,自由行刚兴起,南洋风格的骑楼、鼓浪屿的万国建筑,小资情调的草帽、波西米亚长裙,穿着夹脚拖鞋挎着单反,这似乎突破了“上车睡觉下车尿尿景点拍照比个耶”的传统旅游框架。

  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网红城市,应该是某音2016年9月上线,短视频兴起后开始的,它给网红城市赋予了另外一层含义:

  西安一家卖摔碗酒店铺,一度创下7天内接待超2万游客的记录,然后全国犄角旮旯的景区都开始复刻。

  前些年的西安,一直被诟病大学生外流,脏乱差,短视频带火的同时,一边是近乎苛刻的“捡烟头”运动,另一边又开全国大城市的先河,毫无底线的抢人。

  西安之后是重庆,李子坝站轻轨穿楼和洪崖洞夜景,8D魔幻的城市结构太适合传播了,光2019这一年,重庆就接待了6.57亿人次的游客。

  从厦门丽江,到西安重庆,再到如今的淄博,网红城市们的迭代史,也是近10年整个社会观念的变迁史。

  当初的厦门丽江,是“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向往文青和小资,喜欢打上标签的与众不同,网红城市是少数派开阔眼界的桃花源。

  后来的西安重庆长沙,是不同地域代表性城市独一无二的特色,伴随着BGM,逛吃,夜景与科技感的融合,伴随着短视频对图文和长视频的侵蚀,也伴随着新一线城市的扩张与崛起。

  现在的淄博,江门,不管是被影视剧还是网红们发掘,那些默默无闻的小城市,迎来了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火爆。

  打个比方,吃10块钱1块的巧克力,每天吃一块的满足度是10,吃两块时降到了8,吃3块时满足度降到了5。

  小城市,既有低价带来的边际效用满足度最高,还能提供极具亲和力的体验式消费与新奇感消费,又能充分满足社交动机,真香。

  越来越多的网红城市冒出来,追求低价小而美的体验式消费,对大城市的审美疲劳,地方政府姿态越来越低千方百计的刺激消费,也是中国高速城镇化见顶的表现。

  比如,在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3%,其中投资贡献了1.5%,净出口和消费分别贡献了0.5%和1%,投资的贡献占到50%,明显过高了。

  2009年-2019年,每年外出农民工人数都在增加,这是深圳东莞,宁波苏州工业大市崛起的底色。

  但最近三年一直在减少,尤其是2022年,外出农民工人数17190万人,比2019年少了235万人,这既有疫情的影响,也有年龄的原因。

  2,论投资,我们有高速的城镇化,从铁公基到人工湖,从地下管廊到城市绿化,从学校医院到高架地铁。大基建配合土地财政,虹吸全省的农村人口进城加杠杆接盘。

  但是,到了2022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65.22%,比2021年提高0.50个百分点,这一数值创下1991年以来的新低。

  出口和投资指望不上,对每个城市的主政者来说,不管你能不能做到,愿不愿意做,刺激消费都是一件硬着头皮上的事。

  在2001到2020的二十年间,中国居民收入占比平均只有61%,而美国是76%;中国居民消费倾向是63%,而美国是92%。

  你通过劳动获得的工资、分红、奖金,你持有的股票、债券、基金、房产变现产生的财产性收入,你开店、做生意、办厂、开公司获得的收入,都属于第一次分配。

  这个时候,政府要兼顾公平和效率,用社保、财政转移支付、个人所得税、遗产税、房产税等手段调节过高收入,补偿过低收入,这叫“二次分配”。

  这个时候,不管是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沿海工业大市,还是依赖基建投资虹吸全省的省会城市,他们都扛不起刺激消费的角色。

  投资出口顶不住了,买车买房这种大件消费又刺激不动了,收入涨不动的居民,遇上了土地卖不出去的地方财政,这三年又把不少城市的家底都掏的七七八八。

  别看这个五一节都是人山人海,自驾的,穷游的,特种兵旅游的,携家带口的,所有城市都看起来差不多。

  这阵热闹过去之后,只靠低价,宜居,短视频冲一波,来吸引钱包本来就不鼓的外地人消费,那是妄想。

  比起有的赶鸭子上架的城市,像发消费券,文旅局长变装,老是开会号召地摊经济,机关大院免费停车,淄博的做法更夸张。

  从2020年就开始谋划,从音乐节到《人生一串》,从烧烤专列地图到志愿者,从金炉奖到烧烤节,每30米一个网格点位,火车站给游客两天送了三千瓶水。

  淄博这条路,是以后所有网红城市,所有三四线城市,所有二线新一线城市都要走的路,也是想刺激消费的必经之路。

  农村人口进城的城镇化见顶——投资和出口增速下降——只能刺激消费——高负债的居民部门无法支撑——各个城市自发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内卷,与此同时,消费者自发寻找能满足低价、极致新奇体验、社交动机的城市,形成双向奔赴。

  这些城市里,京沪广深,还是会用严苛的准入门槛,惊人的房价租金,最宽阔的视野,吸引一波又一波的年轻人来了又走,但不会再有更多增量了。

  成都、杭州、南京、武汉,包括合肥西安长沙重庆郑州,这些城市会逐渐褪去网红光环,会成为一线打工人退而求其次,残余农村人口进城的最大蓄水池。

  还有像苏州宁波东莞,这些更加依赖外贸的城市,会把愿意进厂的劳动力瓜分殆尽,它们走的不是省会城市那样版图扩张的路子,它们代表了中国制造业的方向。

  剩下的,要么像广东浙江福建沿海有产业的三四线城市,做鞋的,做电池的,做小商品的,专注一个方向,也能活得很好。

  至于那些转型缓慢,茫茫多的资源型城市,老工业城市,人口外流城市,萎缩是正常的生命周期代谢,撤并重整会司空见惯。

  上个世纪,为逃荒、避难或谋生,从农村常住地迁徙到城市、无稳定职业和常住居所的人们,他们被称作“盲流”。

  后来,他们成了城中村的商户,租客,毕业生,工地上开挖掘机做钢筋工泥水工,他们被称作“新市民”。

  说了这么多,过去20年、未来20年的城市,经济,消费,人口变化趋势,省流总结,其实就五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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