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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之大变局下,更丰沛的全球故事该怎么讲?李东生、秦朔、许知远等把脉中国制造企业

冯庆艳“陛下,我正忙于制造一种君主们梦寐以求的商品。”“到底是什么?”“是力量,陛下。”这是人文财经观察家秦朔新书《万物生生》中展现的一组对话。时间是1784年,对话的是,詹姆斯·瓦特的合伙人马修·博尔顿、英国国王乔治三世。

时间来到了21世纪的今天,书中称,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中国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紧迫感依然强烈。这种紧迫感深植在民族记忆里,并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外部变化继续加强。

“在全球大变局中,中国制造业挑战机遇都有,”TCL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在《万物生生》新书品鉴会现场说,“全球产业格局重构、全球投资贸易规则的变化,都给我们带来了挑战,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商业模式去适应这个变化。”

大变局之下

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全球经营环境正在发生变化。李东生看到,从产品、商品流动的角度,以中国企业品牌产品出口的方式,可能范围就会越来越小。“因为大部分的国家,都对产品进口有比较高的关税。”

“全球变局下的中国制造之路”到底在哪里,这是目前困扰大部分的中国制造企业的一个普遍问题。10月26日这天, TCL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TCL科技集团COO王成;TCL科技集团副总裁兼组织部部长傅和平;新书作者、人文财经观察家秦朔;中信出版集团商业社社长沈家乐;作家、单向空间创始人许知远;资深媒体人、《详谈》主理人李翔等,都来到北京的《万物生生》新书品鉴会现场,就此话题展开深入探讨。

秦朔看到,经过几十年历练,中国制造业已经形成自己独特的竞争优势,而这种竞争优势,也不太可能会在很短时间内,被后起新兴制造业国家,像越南、墨西哥、印尼等取代,所以中间有相当长的抢跑时间。

不过问题也很明显,“全球有很多市场希望阻断中国制造用出口模式,进入到他们那里。这时候中国制造面临两种选择,第一,既然别人把你阻断,你索性不去了。第二,它激发你更进一步的融入全球。”秦朔说。

“这时候一定要换一种思维,如果只是出口,而不能为当地创造更多的价值,别人凭什么欢迎你呢?”秦朔认为,你必须为当地创造更多的价值,这时候才欢迎你。所以这个方向上,只能是更进一步的走出去。走出去的过程,也是让自己变的更强的过程。

李翔说,两年前,他做过一个简单对比,中国领先的公司,在行业里如果对比美国的领先公司,包括欧洲的公司,市值基本上只有对方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因为中国本土领先企业,像阿里巴巴、腾讯,到老牌的制造企业,利用的是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力资源,最聪明的人被你雇佣走了,占据的是十几亿人的市场。”李翔说,“美国用的是全球人力资源、全球的专利、全球的市场。我的意思,无论有没有全球大变局,对于有雄心的企业家,必然要走向全球,利用全球资源,把你的产品卖向全球市场。”

“要想在消费电子这样快速更新的行业里常青,非常非常难,”李翔认为,要么‘上天’,比如对用户洞察、用户把握要非常到位,总能够做出满足用户需求非常炫酷的产品,早期像索尼,无论是电视还是随身听(Walkman),包括苹果iPhone,包括中国领先的移动消费电子企业,皆是如此。要么‘入地’,向产业链纵深走,比如TCL用很大决心、很大成本去做面板,“我觉得这是对不止今天新的消费电子企业(手机),对之后无论是越南、印度的企业,如果想保持常青的姿态,不被大潮淹没掉,都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

许知远认为,一个伟大的企业,不仅是一个创造利润的公司,也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家、纪录片导演能够聚集的地方,这个故事可以变成更广泛的Global Story。“当这个Global Story出现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所有行业都会变的兴致盎然、魅力非凡,而且每个人都不会有孤立感,我觉得它会变成一个新的巨大的故事。”

“其实我非常期待,因为中国这40年,可能是在历史上都很少见的财富积累的40年。”许知远称。

许知远接着问到:接下来的10年、20年、40年,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这个故事变成更丰沛的全球故事?

全球化路径

李翔看到,改革开放至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路径选择是相同的。“今天为止,只要还在牌桌上,无论是产品企业、品牌企业、制造业企业,就像当年TCL下了特别大的决心,进入到面板行业,秦朔老师称之为‘高投资、高风险’非常重的领域,如果不做这样的事情,你看到很多曾经已经获得所谓表面胜利的制造业企业,今天已经完全看不到。因为你做的事情是表面、非常轻、没有门槛的单纯组装工作,确实蛮难的。”李翔说。

许知远记得,2003、2004年时他在工作,他去惠州采访李东生,当时的大环境是,“中国洋溢着去追赶全球的雄心,那时中国加入WTO,甚至足球都踢进世界杯(非常意外的原因)。中国刚开始想拥抱世界,每个人想的都是世界级(world class) ,世界级很大的标杆来自于美国,每个行业都有想成为世界级的欲望,TCL是当时领先的中国制造业企业。”

许知远接着回忆到,“我想人类社会最终都是针对某种认同做斗争,还有某种不光彩,希望超越别人,希望有优越感,各个行业都有强烈的冲动。那个时候有这样的冲动,又觉得自己与西方有明确的距离。”

“我记得当时李东生先生,一边看曾国藩,一边看杰克韦尔奇,这是一个真实的需求。”许知远说。

2005年,许知远第一次去越南旅行,“我去河内,河内有很多的湖,当时河内像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10年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在破旧的房子或者街道转角处就会出现TCL广告,对我是很喜悦的事情。”许知远说。

许知远感叹称,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的企业非常了不起,他们几乎是独自面对非常陌生的环境,而缺乏其他的系统支撑。

TCL科技集团COO王成,来TCL已经24年了,其中最少一半时间跟TCL国际化、全球化业务联系在一起。2004年开始参与全球化业务,2016年才到其他的岗位,但是后面的工作也和全球化发展有关系。

“在全球化并购时,我们呛了一口水,但是我们勇敢的活下来,最后学会了游泳。最后有凤凰涅槃,在整个公司全球化业务占到非常高的比例,”王成说。

目前TCL海外销售额已经占了整体营收的52%。

王成说,“前两年,很多朋友问我,你们TCL收购的海外业务还在做吗?我告诉他现在做的非常好,而且每年赚不少钱。”

“最近一两年因为疫情,有一些逆全球化的说法,我认为,这是全球化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王成表示,“TCL全球化的道路至今也没有停,我们判断,以前的贸易规则可能不再适应以后的业务发展。”

王成称,基于上述判断,过去几年,TCL在越南扩大了生产基地,在印度新建了产业园,建立液晶模组和一体化的生产能力,扩大了在拉美的业务版图,和当地的合作伙伴一起在巴西、阿根廷,成立了有非常强影响力的合资公司,也建立了TCL生产的逻辑。同样,在墨西哥、在波兰等很多地方,都在开始把TCL产业链更深的融到当地去。

“这不是简单的产品输出,我们希望把中国产业链的优势带出去,能有当地的生产制造、研发、交付,能为当地创造就业、创造经济的发展,也为当地的人民贡献一个好的品牌的选择,和更加丰富更加高品质的产品的选择。”王成说。

王成认为,这个过程,需要一批像TCL一样具有产业链优势的公司,能更多参与到国际的新规则制定中去,为中国制造的强大奉献更多力量。“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可能就是中国人的全球化。”

在变化中依靠创新活下去

“变革是企业的永恒主题,”秦朔引用管理学家拉姆·查兰的话称,技术推动的变革可能是一种恩赐(blessing),也可能是一种诅咒(curse)。比如手机产业的变革对三星是blessing,对诺基亚和索尼就是curse。重要的不是回避变革,或被动“应对”外界的变化,而是要从变化中获得机会,主动出击,才能在变化中活下去。

TCL的整个变革过程,尤其是在华星光电的创立,以及后来收购中环集团的过程中,高科技、重资产、长周期、风险极大,为什么要知难而上?

秦朔感悟到,李东生的基因,属于改革开放后毕业的中国第一批理工男,在他内心深处,只有通过产业突破以及产业突破的牵引,企业变革不是简单的一般性的某个具体的变革,而是能够带来整个企业深层次动力的提升。

“他考虑的产业变革都不是一两年的问题,都是考虑的非常长远,可能考虑的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秦朔说。

傅和平目前是TCL科技集团副总裁兼组织部部长,她回忆到,“我亲身经历且参与程度最深的是,李董发起的2017年最新一轮的变革。这一轮的变革是TCL面临千亿魔咒,到这个阶段规模就上不去了,大的企业都经历过这个过程。”

傅和平称,这一轮的变革从战略和业务开始重新聚焦主航道,清理了非主营的业务。按照不同的业务,梳理不同的业务和管理逻辑,然后推动组织的变革、文化的变革。使得这个千亿级的企业,在体量比较大的情况下,重新焕发活力。

“过去总部和企业,上级和下级之间,在大企业中存在博弈,经过两年变革,大家的追求更高了。现在开会,企业向总部来汇报经营计划、战略规划的时候,提的目标都非常高,总部去挑战的不是高目标,而是你能不能做到。”傅和平举例说,“从经营结果来看,我们也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算是打破了千亿魔咒。”

中信出版集团商业社社长沈家乐认为,过去40年,TCL的成长是在无数失败和成功中交错行进,而李东生也是在这些艰难挑战的煎熬中慢慢升华。

“2012年,我们团队负责出版《鹰的重生》,那是TCL30岁生日。在那个时间点,TCL经历了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至暗时刻,并通过一系列的变革,获得了鹰的重生,”沈家乐说。

沈家乐看到TCL从事制造业的艰辛和荣耀,“从普通的电子产品一直做到高世代显示面板,从一个低端制造业企业进化成高端的先进制造业代表,从当年惠州起家的一家小企业,即将成长为一家世界500强企业,在一次次的惊险跳跃中,TCL不光成就了自我,也成为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标杆。”

“TCL初创时,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刚起步的1981年,当时是短缺经济,什么都缺。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只要敢去做,成功的概率是很高的,因为市场是巨大的。”李东生回忆到。

李东生认为,当时的企业能走到今天的凤毛麟角。能走得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忘初心,坚毅前行,要抵御外部各种诱惑,要能够坚定的面对不同困难。

李东生把中国改革开放40年,大概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企业处于初创阶段,只要敢去干,努力干,就会成功。第二个阶段,是邓小平南方视察之后,这个阶段企业发展就要更多导入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要建立一个更规范、更有竞争力的企业,就要从企业家自己的能力,过渡到企业的能力、系统的能力。第三个阶段,是中国加入WTO之后,企业从应对国内竞争,要转变提高到面对全球竞争;第四个阶段是过去十年产业的转型升级。

“经过30年发展,中国经济和企业已经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竞争对手已经不一样,我们可以,也必须拿全球领先企业作为标杆。”李东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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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辑:白守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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