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瞬间－小平您好

历史瞬间－小平您好本站　　历史的辉煌，凝聚着他曾经沧海的人生；凝聚着他对人民披肝沥胆的忠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上下求索的智慧和胆识

　　历史的辉煌，凝聚着他曾经沧海的人生；凝聚着他对人民披肝沥胆的忠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上下求索的智慧和胆识。

　　在异国他乡，他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写在了这份履历上。他说：我已打定主意，（要）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

　　各位委员 各位同志：今天，选举法起草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同志病了，他指定我来代表选举法起草委员会，在今天的会议上来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草案的说明……

　　1956年，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担任了中央总，成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建立和发展起来，在实践中不断地改善自己的组织和工作，不断地加强自己同群众的联系的中国党一定能够团结一致，完民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

　　1957年11月，在苏联访问的时候，专门给赫鲁晓夫介绍说：“你看到那边的那个小个子了吗？他非常聪明，有远大的前程。”还说：“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

　　1959年，中央的工作开始分一线和二线。身为总的在一线忙碌着。有时候，他还以代总理的身份出席各种国务活动。

　　默默地承受着抄家和批斗，没有显露出过分的激动和绝望。作为一个彻底的者，在六十多年的人生中所经历的那些非同常的坎坷磨砺，早已练就了他的无畏无惧。

　　1969年10月，第二次被后，被下放到江西，他同妻子卓琳和继母夏伯根住在新建县的这座小楼里。

　　在附近的一家拖拉机修配厂，他重操旧业，干起了钳工。这是他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学会的技术。但这个时候的，毕竟是过了 65岁的老人了。

　　在江西的困顿日子里，无论春夏秋冬，每天都要步行到工厂上班，久而久之，他踩出了这条小路。

　　1973年4月11日，出现在欢迎柬埔寨王国西哈努克亲王的行列中。他的复出，成为当时国内外的一大新闻。也就在这个时候，被国外媒体称作“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

　　在支持下，渐渐成为扭转“文化大”局面的中流砥柱。 1975年1月，他先后出任中央、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开始全面主持党、政、军的日常工作。这种情况，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罕见的。

　　在各种会议上，他反复讲：“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不管你是谁，六十岁的老虎，四十岁的老虎，二、三十岁的老虎，都得摸。”“只要你们大胆工作，错了我们负责。大字报一万张都不怕。你们回去传达时，就说这个话是我讲的。不外乎，就我。”

　　1975年9月，在山西昔阳县召开了一个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全国各省市县都派来了代表。开会的时候代表们一律坐小马扎。这是”中一个特殊的会议。

　　在讲话中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赌了咒，发了誓，要干这么一件伟大的工作，这真正够得上是雄心壮志。”“我们不能吹牛。全国还有部分县、地区，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

　　当即反驳：“即使是个别的情况，也不行，社员收入有的很少，有的还倒欠账。这种状况，我们能够满意吗 ?”

　　和最后一次见面，是 1975年12月2日。这天下午，他陪同会见了美国总统福特夫妇。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周恩来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全党 全军 全国人民(都)为失掉了我们的总理而感到深切的悲痛……

　　后来说，他主持的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唱反调，触怒了‘。他们又一次把我轰下了台。”

　　在许多人看来，他的生命似乎结束了。他被软禁在离不远的这个院子里。和家人分手的时候，孩子们悄悄塞给他一付扑克牌。困境中，一付新牌竟被他摆旧了，牌角也磨得发了白。

　　后来，许多人问起他这段感受，总是回答说：“没有别的，就是乐观主义，如果天天发愁，日子怎么过？”

　　1976年10月，随着“”的覆灭，在困境中保持乐观心态的，迎来了他生涯的辉煌岁月。

　　如果不能够正确地回答这个课题，就不能纠正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否定的错误倾向，就不可能迈开前进的步伐，就不可能保证未来的中国有一个稳定的局面。

　　你一定要记下来我说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其中包括同志犯错误啊，有些我也有份，不可以把过去的错误，都归（到）毛主席一个人，不能这样，所以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呀，要非常客观的。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没有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1978年和1979年，相继访问了日本和美国两个发达的现代化国家。他的体会是：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一个样，七十年代又一个样。中国同发达国家相比，经济上的差距可能是20年、30年，有的方面甚至是50年。

　　在恢复和调整国民经济时期，他说的那句“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四川土语，挟带着他务实求真的追求，传遍了全国。

　　1978年，他对一些同志们讲：“我在广东听说，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

　　鸭子也好，猫也好，朴素的话语背后，折射出实事求是的人生态度和哲学智慧。它也是人们心目中求真务实的象征。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要真正做到求真务实，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只有靠求真务实的精神，才能冲破思想束缚的坚冰。

　　1978年，这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得中国政坛沸沸扬扬，争论不休的时候。当即表示：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他说：“我是支持这篇文章的观点的。”

　　在青岛视察海军建设的时候，说：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正确的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 。

　　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的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

　　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战争，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就搞这个事，一切环绕着这个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有战争，打了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就是这样的新思路和大手笔。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民开始了新长征。

　　在接下来的探索中，常常把一些脱离实际的争论放在一边。他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新的东西，允许试验，对的就坚持，做得不够的就补充，错的就赶快改。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改革也靠这个。

　　他 1926年从苏联回国后担任的第一个职务，是西安中山军事学校的处长。他一生中的最后一个领导职务，是中国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战争年代的一直剃光头。全国解放之初，西南局听说，部队进城后，一些官兵开始滋生享乐的思想，留长发的也越来越多了。为了整肃纪律，作出表率，坚持剃光头。

　　他昂首挺胸，目不邪视，也不与人交流，似乎永远都是一个表情，不管人群中有什么事情发生，他总是看着前方，十分专注……看起来，依然是一付从战火硝烟中走过来的模样。

　　见面不容易啊，都是老人啦，好多年没有机会在一块见个面呐，我也不讲话了，随便聊聊天吧，这个二野在每个阶段，都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完成了，而且比较好。

　　1929年25岁的时候，他就只身远赴广西，发动领导了著名的百色起义，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之一。

　　决战淮海，军队有 80万之众，人民解放军只有60万，尽管众寡悬殊，在以为的总前委指挥下，人民解放军硬是把一锅没煮好的“夹生饭”一口一口地吃了下去。

　　正是靠了这种品格，刘邓大军开辟太行山，挺进大别山，决战淮海，横渡长江，挥师西南，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杀开了一条又一条血路。

　　正是靠了这种品格，在“文化大”的非常岁月中，他大刀阔斧进行整顿，试验着为社会主义建设闯出一条新路。

　　为了不耽误，他甚至像指挥打仗那样来决策改革开放的重大措施。 1979年4月，当他做出创办经济特区的决策时，使用了一句战争术语——“杀出一条血路来”。

　　“杀出一条血路”，这句话出自这位老军人之口，该沉淀着多么厚重的历史份量，预示着改革开放之路是多么的艰难，创办经济特区这一前所未有的决策，又该是何等的激越雄壮。

　　离开了深圳，他终于表态了。话不多，却字字千钧，他说，“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1979年的夏天，75岁的登上了安徽黄山。当年在这片土地上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不少地方还在犹移观望。的决策是：不争论，不强迫，允许看，从少数地方起步，逐步推行。

　　还是在 1979年，在会见外国客人时，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历史课题——“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搞市场经济”。

　　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仅设计目标，更知道怎样去实现目标。有人说，这和他精于桥牌之道有关。

　　1986年，美国记者华莱士采访的时候，曾经问他每天工作多少时间，的回答是两个小时。

　　家人们回忆说，虽然说话不多，但在做出一些重大决策前，他的脑子里却总是在思考。只要一看见他半靠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双腿搭在凳子上面不说话了，家人便不再打扰他。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支持不支持”，用这些简洁有力的提问，回答着时代的课题。

　　我们奋斗了几十年，就是为了消灭贫困，第一步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就是不穷不富的，日子很好过的水平；第二步再用三五十年的时间 ，在经济上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使人民生活比较富裕，这是一个大局。

　　这是 80年代一个夏天的晚上，突然出现在北海公园灯会的现场。在拥挤的人群中，老人就这样兴致勃勃地边走边看。每当这个时候，他就更像一个普通的老人。

　　正是在这种贴近群众的日常行为中，感受着人民的欢乐和需求，体会着中国社会变化的匆匆脚步。

　　1983年，他在苏州之行中，了解到这里的群众收入，接近了他所设想的小康水平。这使他兴奋不已，回到北京，他对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用了“喜气洋洋”四个字概括了自己的感受。

　　1987年，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中国现代化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是在1980年解决温饱；第二步是在20世纪末奔向小康；第三步是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走近小康社会的中国人民，将怎样去生活。务实的也有他的思考。早在 1980年，他就提出了一个在20年后已经普遍实现的设想。

　　他说：城镇居民将来可以购买自己的房屋，新盖的房子应该出售，可以一次性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他还说：新建的住房，要有洗澡的设备，要让人们下班后在家里就可以洗上澡。看到一些新建筑的房间用的还是老式挂锁，他会说，这不是告诉小偷，家里没有人吗？

　　1992年正月十五这天晚上，出现在了人流如织的上海南京路上。他走进第一百货大厦，在文具柜台前，掏钱为孙子孙女们买了一打铅笔和一些橡皮。

　　这天晚上，他还乘船游览了黄埔江，岸上是他六十多年前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经常出入的地方，如今变得有些认不出来了。

　　1992年，来到深圳植物园参观。当他看到一棵不知名的树木时，便好奇地打听，旁边的人告诉他，这树在当地叫发财树。陪他参观的女儿开玩笑说：“以后咱们家也种一棵吧。”则认真地回答：“让全国人民都种，让全国人民都发财。”

　　鼓励一部分地区 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

　　退休以后，他又反复强调：“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

　　他还提出了解决共同富裕问题的时间安排。他说：“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领导探索和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是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不断做出贡献的社会主义。

　　：这次“”我违反了一个规则，我习惯地拿起一支烟来，就有一个代表递条子提出批评，马上改正，没有办法。（笑）

　　五、六十年代，他和许多中央一样，都是顽强的烟民，哪怕是开中央会议，他们都忍不住在烟雾缭绕中谈论国家大事。

　　非凡的气度，使和他打过交道的外国说他是“重量级的拳击师。”他还两次被西方媒体评选为风云人物。

　　1974年，他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这是1925年离开法国后第一次踏上西方国家的土地。

　　主席先生，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

　　在演讲中，全面阐述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是当时中国关于世界格局的基本判断。讨论稿子的时候，还特别加上了这样一番话。

　　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它。

　　五年后，再次远渡重洋来到美国。在这之前，他领导了中美两国的建交谈判，双方宣布从 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一次，美国人更真切地领略到了的从容与智慧。

　　在谈判桌上，有人问：“我们当初决定实现关系正常化时，你在国内有没有遇到上的反对势力？”果断回答说“有！”场的人都感到很惊讶，他却不紧不慢地说：“在中国的一个省 ——，遇到了激烈的反对。”

　　演出结束的时候，走上舞台亲吻了这群演唱中国歌曲的孩子们。卡特总统在日记里写道：“他亲吻了许多儿童，不少观众因此而感动得流泪了。参议员克泽尔特是极力反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但这次演出后，他说他们输了”

　　在访美期间， 2000多名记者参加到报道的行列，美国三大电视网的晚间黄金时间成了“时间”，数百名议员、官员和各界知名人士会见了，数千人直接听了他的演讲。

　　八十年代中期，敏锐地看出当今世界的两个问题是和平与发展。他说，这是全球性的战略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

　　从他的豪爽中，客人们或许感受到一种讲信用，说线月，他对来访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说：“中国理解自己的责任，有两条大家是信得过的，一条是坚持原则，一条是讲话算数。我个人爱好打桥牌，但中国在上不爱好打牌。”

　　维护世界和平，致力于经济发展，是中国不变的追求。 1985年6月，在北京世界和平大会召开的当天，在扩大会议上宣布了裁军百万的决定。他还说：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

　　中国的百万大裁军，在国际舞台上洒下了和平的阳光，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走精兵之路，建设现代化国防创造了条件。

　　1989年，在北京会晤前苏统戈尔巴乔夫时，事先定下了只握手，不拥抱的礼节仪式，意在向世界表明，两国之间不会回到过去的结盟关系，而是建立一种新型的平等的外交关系。

　　无论是结束过去，还是开辟未来，在心中，都有一个无比沉重的历史天平，那就是坚定地维护民族的尊严和国家的利益。

　　1982年，他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会谈香港问题，当对方还坚持认为三个不平等条约是有效的，甚至提出以主权换治权的方案时，的回答掷地有声——

　　我跟她说的，主权问题是不能够谈判的。就是说 1997年收回的问题呀不能谈判，不管用什么方式，谈判的题目就是一个，归属问题。如果我们根本谈不拢，中国将考虑接收香港的时间和方式。他还说：如果不收回香港，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是李鸿章。

　　我们坚持谋求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如果当局永远不同我们谈判，怎么办？难道我们能够放弃国家统一？……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上个世纪 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格局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

　　善观大局的，明确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有所作为的应对战略。他反复强调，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关键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春风秋雨一载载，树长高了，人长大了。 常说：“管大事的人，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

　　1983年2月，他在杭州灵隐寺参观时，情不自禁地笑着摸了摸人群中一个孩子的小脸，还问起孩子的名字。第二天，在西湖三潭印月又碰到了这个孩子，80岁的竟一下子叫出了她的名字，随后便出现了这样温暖的一幕。

　　对今天已经进入迟暮之年的许多人来说，或许还记得上个世纪那个火红的五十年代，还记得喊出的“青年万岁”——

　　我们确信，这一代青年决不会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一定能够无愧于伟大的中国人民事业的继承人，一定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地取得新的成绩。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青年万岁！那是凯歌行进的年代，那是青春激扬的年代，那是奉献和奋斗的年代，那是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年代。

　　当中国从“”的阴影中走出来的时候，整整一代人却已经在年代告别了自己的青春。国家出现了巨大的人才断层。

　　果然，他复出不久的一个重大决策，就是立即恢复高考制度。新中国的教育史上也就有了一批特殊的大学生，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已经过了而立之年，甚至做了父亲或母亲。是一位老人的决策，给他们带来了生命的又一个青春。

　　为了把科学工作搞上去，还必须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为科学技术人员，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这也是党委的工作内容，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尊重科学，尊重人才，换来的将是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解放。

　　1986年3月3日，四位著名科学家提出的一份跟踪高科技发展的建议送到了案头。他立即批示说：“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1988年的金秋时节，来到北京西郊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实验室参观。他郑重地在签名薄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他沿着对撞机实验室长长的甬道，走了一圈。在每一个关键的部位，他都停下来，听科学家们给他解释。神情是那样地专注。

　　或许不十分清楚电子对撞机的工作流程，但在一年前，他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因为他知道高科技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

　　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这么一个国家呀，必须在高科技领域里面有一席之地。如果（二十世纪）五十、六十年代，我们没有，氢弹，也没有发射卫星，中国现在能不能算个大国？有没有这样的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他是一个永远面向未来的老人。

　　1992年他在珠海参观时，听说有两台设备是跟踪世界最新技术搞起来的，高兴得连连称赞：“要发展高新技术，越新越好，越高越好，越新越高，我们就高兴，不只我们高兴，人民高兴，国家高兴。”

　　和有几次交往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就有这个感受。他对说：在中国，我知道你属于年龄最大的家，但我不知道有谁的思想比你还年轻 !

　　1988年，在会见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时，还出现这样一个插曲。翻译把84岁误译成了48岁，引起举座欢笑。

　　今天恐怕讲的这个问题，对我们高级干部来说，不是那么很愉快的一些话。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危机，真正的危机，就是我们要搞四个现代化，没有一批年富力强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这一点我们要清醒地估计到，否则我们搞 “ 四化 ” ，就只能是变成喊口号的，老同志要让呀，要认真地选人，这是一个百年大计，这是我们一个战略问题，要忧国，忧民，忧党呀。

　　1982年党的十二大在实现干部的新老交替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会议选举产生的348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中，新当选的就有211人。

　　在中顾委的第一次全会上，他就开宗明义地提出：这只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组织形式。最根本的应该是建立退休制度。

　　三年后，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主动从顾问委员会退了下来。为了感谢这些顾全大局的老同志，等中央领导特意请他们吃了一顿饭。

　　他先是希望能在 1985年退下来，也曾试图说服人们同意他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时退下来，但都没有被全党接受。作为一个党员，他只能服从党的安排。

　　但是，他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危险的。他决心趁着头脑清醒的时候，完成退休的心愿。他常说：我最后的作用，就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

　　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同志为中央总。在主持下，建立了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这年 9月，他给中央局写信说：“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恳切希望中央批准我的请求。”

　　一句话，感谢同志们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了我退休的请求，衷心地感谢全会，衷心地感谢同志们！那一天，回到家里，儿孙们为他准备好了一个庆祝仪式。

　　他把孩子们招到自己身边，和千千万万儿孙满堂的老人一样，悠闲惬意地看完了中央电视台的。

　　1966年春天，重访延安，特意去了杨家岭，当年他和卓琳的婚礼就是在住的这个窑洞外的坪坝上举行的。

　　婚后不久，丈夫就要上前线了，年轻的妻子要丈夫保证经常给她写封信。对妻子说：好，我写一封，让秘书印几十份，一个月给你发一份。

　　在妻子眼里，不是一个浪漫的丈夫，但夫妻间洋溢着的真诚和关爱，使她觉得是一位真诚实在的丈夫。

　　他的院子里常年栽种着牡丹、玉簪、月季、芍药，每个季节都有鲜花在开放。孩子们问他最喜欢那种花，他的回答是芍药，理由是芍药花不但好看，还可以当药材使用。

　　中国队赢了，他就高兴地拍手。如果是体操、跳水这样的项目，他会一边看，一边像场上裁判一样给选手打分。不过，他给中国选手特别是年轻的中国选手打的分，总是偏高。

　　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为了看一场精彩的国际足球赛，他把一件外衣当了五个法郎，买了一张最便宜的门门票。直到晚年，他还记得，那场球赛的获胜者是乌拉圭队。

　　1990年的世界杯足球赛，中央电视台转播了52场，他一场没落。如果时间太晚，他就让工作人员录下来，第二天再看，还一再叮嘱，不要告诉他比赛结果，否则看起来就没有意思了。

　　1992年，在深圳“锦绣中华” 微缩景区的“布达拉宫”参观的时候，他对身边的人说：“这辈子我是去不了了，就在这座布达拉宫前照张相，留作纪念吧！”

　　我自己是争取活到 1997年。……我活到1997年，就是要在中国收回香港之后，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提出的“一国两制”伟大构想，为中国政府成功地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奠定了坚实基础。

　　他还想去看一看祖国的宝岛。他曾对来访的外宾说：“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问题，我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

　　就这样，他说出了一段脍炙人口的名言：“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

　　资本主义发展了好多年了，几百年了。我们才多少的时间，我们尤其是耽误了几十年了，不耽误这几十年，我们现在的面貌完全不同了，再耽误不得了。这位老人以自己不多的余年，换取了国家的青春。

　　90岁那年，他稳稳地站立在寒风中，稳稳地踏在上海正在兴建的南浦大桥上，好像静静地谛听着岁月的脚步，静静地谛听着改革开放的潮声。

　　就这样看着，听着，老人情不自禁地说了两句话：“喜看今日路，胜读百年书。”女儿在边上说：四十年了，我还没听过你作诗呢？他深情地回答说：这不是诗，是我内心的话。

　　中国只要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不逐步地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动摇不得，还要继续发展，要使人民生活质量提高，他才会相信你，才会拥护你。喜欢游泳，喜欢在大海里游泳。

　　1993年的秋天，和弟弟邓垦有过一次促膝长谈。从16岁出门远游，他再也没有回过故乡，兄弟俩也很少见面。这一次，他们谈得很多，谈到家事，谈到国事，说到感佩处，他说：社会主义是可爱的，为它奋斗一生是值得的。国家发展了，我做一名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