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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故事:回忆起北大荒往事有一件事成了他们心中永远的伤痛

  北京知青王金来是1969年8月下旬在北京永定门火车站乘车离开北京的,他说那天离别的情景他一辈子也忘不了。当年的3月份,他的姐姐王金荣下乡插队去了陕北,送他姐姐去陕北插队那天,他目睹了父母亲在车站痛哭流泪的场景。自己又要离京去北大荒了,王金来原本不想让父母去送行,他怕父母会伤心难过。可他父母坚持要去车站送行,王金来也只好顺从了父母的要求。

  那天,北京永定门火车站人山人海,送行的亲人挤满了月台,王金来在父母和姑姑的簇拥下登上了北上的列车,他没敢回头,他不想看到父母和亲人流泪的样子。汽笛一声肠已断,列车缓缓启动了,王金来才透过车窗往站台望去,只见他的母亲坐在了站台的地上,他父亲和姑姑蹲在母亲身边抓着他母亲的胳膊,虽然听不到外面的声音,王金来能断定他的母亲是因为悲伤过度才坐在了地上,她一定是在失声痛哭,他似乎听到了父母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列车缓缓驶出车站,驶出了京城,王金来再也不敢往车窗外面看,他母亲坐在站台痛哭的情景总是闪现在他的眼前。等火车过了山海关,王金来的情绪才好了一些,他才和一同前往北大荒的同学们一起欣赏车窗外的风景,一起畅想着北大荒的广袤无际和棒打狍子瓢舀鱼的美好景象。

  历时近六十个小时,满载的列车就像一头疲惫的老病牛,喘息着停靠在了一个无名小站。随着几声哨响,随行的工作人员告诉知青们到站了,北大荒到了,让大家携带好自己的物品,依次下车,不要拥挤,避免踩踏。大家像出笼的小鸟一样,一个个争先恐后从车上跳下来,跟在工作人员身后,到路基下的一个大院子里集合。

  起初大家都以为到了目的地,可环顾四周,除了车站的一排土坯房子和一个宽敞空旷的大院子,周围没有村庄也没有任何建筑物,一望无际的原野给人一种苍凉荒芜的感觉。原来,这里只是火车的终点站,大家还要在此换乘汽车,继续前行。

  王金来他们坐在各自的行李上歇息了一会,大家在此分成两个团队,王金来分到了三连,他的好同学石耕瑶分到了五连,王金来和石耕瑶在此含泪拥别,各自坐上了前来接站的敞篷卡车,去了各自的连队。

  敞篷卡车在泥泞崎岖的土路上行驶了一上午,终于到达了三连驻地,大家带着各自的行李跳下卡车,来到操场上,连队的干部家属和之前来的知青们分列两边,夹道欢迎。看看那一排排低矮的房屋,再看看漫无边际的原野,王金来心里猛然升腾起一种莫名其妙的失落和伤感,之前憧憬的那种美好和期待,就如海市蜃楼,很快就消失了。

  张连长和指导员做了简短的讲话,对知青们前来建设北大荒表示感谢和欢迎,连队家属和老战士(之前来的知青和战士)都热烈鼓掌。然后就是分班安排住处,王金来被分在三排,他们十二名北京知青住在一间宿舍里。宿舍里很简单,一铺大火炕,一个取暖烧炕用的铁炉子,还有一盏大号油灯。宿舍里除了这些,再就是知青们的行李了。

  来到北大荒的第一个夜晚,知青们虽然都很困乏,可大家躺在热乎乎的火炕上都辗转难眠。北大荒的午夜静的有点可怕,窗外漆黑一团,偶尔传来一两声野兽的吼叫声,大家都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那一夜,王金来几乎是一夜未眠,大家起夜都是结伴一起去外面角落的茅房,一个人都不敢去厕所。

  经过了几天的紧急军训和学习,王金来他们就投入到了紧张的生产劳动中去了。当时正是麦收时节,虽然北大荒的播种收获基本靠机械,可那年雨水大,低洼的麦田很泥泞,还有的地段有积水,机械无法作业,只能靠人工收割。

  站在看不到边际的麦田里,大家心里说不出是感觉,别说用镰刀一棵一棵割麦子了,就算空走一趟,从麦田这头到那头也得大半天的时间呀。割了一天麦子,弄得满身都是汗水和泥水,手上也磨起了水泡,可王金来他们新来的知青还是被连长和指导员落下了很远很远。

  第二天出工劳动时,集合的哨子吹响了三遍,王金来他们还没从炕上爬起来。等大家都集合在操场上,张连长先带领大家唱了一首歌: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然后,指导员鼓励大家说:“你们都是毛主席派来的战士,你们是来支援北大荒建设北大荒的钢铁尖兵,咱们都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搞好粮食生产,支援国家建设……”有了连长和指导员的鼓励,大家顿时情绪高涨,一人拿着几个包子,坐上马车和拖拉机就去了麦田。

  经历了艰巨繁重的麦收和秋收(割黄豆),三个月的时间下来,王金来和知青们都黑了瘦了,可他们的身体也强壮了,17岁的王金来一顿饭能吃五个大馒头,有一次他吃了十一个菜包子。

  转眼就到了1974年的秋天,经过五年的锻炼,王金来已经成了一名合格的农垦战士,他的身体很强壮,身高到了176厘米,体重也快七十公斤了。那年秋后,张连长亲自带队往师部粮仓送小麦(各连队生产的粮食集中到师部后再由国家统一调配),他挑选了三十几名身体强壮的知青战士跟车装卸,六个人分成一组跟一辆卡车,王金来和张连长一组。

  对于装车,王金来一点都不打怵,一百八十斤的麻袋放在他肩膀上,他很轻松就能扛到车上。可到了师部贮粮场,麦子要临时入仓,用苇席和钢筋围起的粮仓(也说粮垛或粮囤)足有四五米高,卸车时要扛着一百八十斤的麻袋通过跳板把小麦倒进粮囤里。王金来天生恐高,之前从没有扛麻袋走过跳板。那次扛着麻袋刚走上跳板就两腿发抖,不敢迈步了。

  看到这一幕,张连长喊道:“王金来,你下来,看我的。”张连长说完,扛起一麻袋小麦,等王金来让开道,他就大踏步走上跳板,轻松自如把小麦倒进了五米高的粮囤里。

  走下跳板,张连长还告诉王金来,往前看,不要看脚下,保持身体平衡,熟悉一下就好了。王金来再次扛起麻袋,也像张连长一样,大踏步走上了跳板。就在他快走到顶部时,忽然一个趔趄,王金来从四五米高的跳板上栽了下来,麻袋重重压在了他身上。

  看着倒在地上龇牙咧嘴的王金来,张连长赶紧挪开压在他身上的麻袋,大声呼喊卫生员。卫生员赶来了,她看王金来伤得不轻,就叫来了担架,让人把王金来抬到了师部医院。经过X光透视检查,王金来的肩胛骨骨裂,四根肋骨骨折,左手臂骨折,需要住院观察治疗。

  发生这样的重大事故,张连长很自责,王金来也很不好意思,他一个劲说对不住连长,对不起三连,给三连丢脸了。因为伤情不是太重,无需手术治疗,医生只为王金来的手臂做了夹板固定,让他安心静养。负责照顾王金来的是一名叫杨小梅的女,杨小梅也是北京知青,她是六八年卫校毕业后来到北大荒的,一年前调到师部医院做了。

  异乡遇到同乡,两个人都很高兴,杨小梅比王金来大三岁,王金来就叫杨小梅姐姐。因为王金来的肋骨骨折,不方便活动,很多事情都需要杨小梅照顾,王金来很难为情也从心里感激杨小梅。

  两个月后,王金来能下地活动了,他就闹着出院回连队,医院主治医生建议王金来留院再观察一下,反正当时到了冬季,回连队也没什么要紧的事情,主要是还有一条肋骨没有愈合。经过两个多月的朝夕相处,王金来和杨小梅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两个人相互间也产生了爱慕之情。

  一天中午,病房里就王金来一名患者,杨小梅给王金来送来了饭菜,两个一起说笑。路过病房门口的骨科孙主任听到说笑声,往病房里看了一下,严肃批评王金来说:注意影响,这里是医院,不是谈情说爱的地方。”然后又对杨小梅说:“小杨,你来一下。”

  第二天,王金来没看到杨,就问主治医生,主治医生说小杨被停职写检查呢。知道了事情的原委,王金来去找孙主任理论,结果孙主任打电话向领导汇报,说王金来在住院期间生活作风不正。

  两天后,三连张连长来师部接王金来回连队,听说王金来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关了禁闭,他当即就发火了:“简直是乱弹琴,说我的战士生活作风不正,打死我我都不信。”找到了医院领导,又找到了部主任,看问题还不能解决,张连长干脆去找刘副师长,当年刘师长还是营长的时候,张连长就在他手下当通讯员。

  知道了王金来被关禁闭的原因,刘副师长拍了桌子:“简直是乱弹琴,赶紧放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哪来的生活作风问题?他俩要是有这个意思,我愿做这个大红煤。”

  刘副师长一句话,王金来没受任何处分,杨小梅也正常工作了。那天中午,刘副师长请张连长和王金来吃饭,刘副师长问王金来:“你是真心喜欢杨小梅吗?杨小梅喜欢你吗?要是你俩都同意,我愿意当这个介绍人。”

  刘副师长是那种雷厉风行的人,为人正直,心地善良,他家就三个儿子,早都结婚成家了。后来刘副师长还真找到了杨小梅,问清楚了她的真实想法,把一对有情人撮合在了一起。结婚前,刘副师长认杨小梅做了干闺女,他为王金来和杨小梅操办了婚礼,张连长和指导员做了他们的证婚人。

  1985年秋天,王金来和杨小梅带着十岁的女儿回到了北京,刘副师长早在1979年就离休回淮北和大儿子一起生活了。王金来离开北大荒那年,四十九岁的张连长已升任正团职。

  目前,王金来和杨小梅都在北京生活得很好,他们也和张连长一家保持着密切联系,八十五岁的张连长还能骑自行车,他们一家都在石家庄生活,王金来和杨小梅年年都去石家庄看望他们的老连长。

  时隔这么多年,每当说起当年在北大荒第一次走跳板的往事,王金来还有些不好意思,他说因为当年自己的不小心影响了三连的荣誉,就那一年他们三连没被评为先进集体。王金来说也是因为那次走跳板,他因祸得福,收获了幸福美满的爱情,也得到张连长的关心和爱护。可一提起刘副师长,王金来心里就很难过,因为后来和刘副师长断了联系,刘副师长去世后一个月他和杨小梅才得到消息,他们赶到淮北,只见到了刘副师长的遗像和墓碑,却还收到了刘副师长生前留给杨小梅的一枚解放海南岛的纪念章和一块老上海表。据刘副师长的家人说,刘副师长去世前,还念叨过杨小梅和王金来。没能送刘副师长最后一程,成了王金来和杨小梅心中永远的内疚和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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