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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联蒋抗日”

  这是一个颇为别致和独特的庭院:它的南边是三幢由青砖修葺、历史悠久、古朴典雅的三层砖木结构式小楼,北边是一排由青砖黛瓦修葺的一层典型的关中民居式平房;庭院中央是一条面积不大、但颇为精心打造的园林式草木相间的绿化带,整个院子显得格外静谧、雅致和有神。

  西安事变纪念馆研究馆员石八民介绍,纪念馆是以原张学良公馆、杨虎城止园别墅为基础的西安事变旧址改建的,是遗址性博物馆。1986年12月,纪念馆在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之际正式对外开放。现在的西安事变纪念馆馆址设在张学良公馆。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处于灭种的危急时刻,历史将中国和中国党推到了救国、救民、反抗侵略的最前沿。

  随着上升为中国的主要矛盾,适时提出了“逼蒋抗日”的抗战策略;同时,也开始谈抗日问题,并一方面通过各种途径和进行接触和谈判,但是另一方面仍坚持以武力“剿灭”党和红军。

  在民族危急时刻,张学良、杨虎城反对内战,对蒋屡谏无效,遂实行兵谏,于1936年12月12日在临潼华清池以武力扣留了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爆发后,张、杨不仅发表了对时局宣言,还电邀代表来西安共商救国大计。中央派周恩来等人到达西安,经多次谈判,迫使蒋介石答应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

  而促成蒋介石态度发生根本转变的原因,除了张、杨发动兵谏这一主因外,还与中国党始终坚持抗战,从最初的“反蒋抗日”到最后的“联蒋抗日”政策密不可分。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汇合。1935年,中央红军在取得直罗镇战役胜利后的11月28日,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名义发布了《抗日救国宣言》,提出:“不论任何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地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

  此时,中国党确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是把蒋介石排除在外。而工作的重点放在了与东北军和17路军的联合上。

  中央和中央红军在此策略的指导下,通过多种途径同杨虎城17路军商谈联合抗日,且达成联合抗日的口头协定。而对东北军的工作,具有重要意义的是1936年1月,释放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回洛川。在高福源的联络下,中央同张学良取得了联系,张学良表示要面见红军代表,商议抗日大计。

  1936年11月10日,中央举行局会议。在会上做了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等问题的报告和结论。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党的抗日策略由“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过渡的结束。

  与此同时,张学良也在进行着他的“劝蒋联共抗日”的主张。12月12日,张、杨遂联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中国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一洗百年屈辱。

  而今,历史的云烟早已消失,中华民族在中国党的坚强领导下,正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

  据悉,西安事变纪念馆自建成对外开放以来,先后被命名为全国首批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陕西省和西安市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红领巾实践教育基地、廉政教育基地和全国百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并入选国务院确定的第一批抗战纪念遗址、设施名录。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坚持以西安事变旧址的保护、宣传和利用为工作重心,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基本任务,与大中小学校、社会团体、企业等80余家单位建立了共建关系,并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教育活动,先后设计推出了‘海棠花下缅英烈’‘12·12互动课堂’‘探秘历史’等众多活动。30多年来,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超过300万人次。”西安事变纪念馆馆长王敬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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