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实业股份公司董事长郑东琴年谱

民生实业股份公司董事长郑东琴年谱本站　　生于1882年，永川人，字东琴，名贤书

　　生于1882年，永川人，字东琴，名贤书。生父以卖豆腐为生。自幼勤奋好学，永川公学（现永川中学）毕业后，考取川东书院。

　　1906年与胡汉民、熊克武、但懋辛、吴玉章、夏之时等一起加入同盟会，并介绍甘肃陈开钊等志士加入同盟会，投入反清。

　　回川先在永川创办公学堂，任教育会会长，大力推行新式教育体制，同时担任永川等地同盟会主要负责人。

　　四川总督赵尔丰1911年8月拘禁川汉铁路咨议局议长薄殿后等18人，不理民众跪拜，激起川人民愤。9月铁路大臣端方率1500人鄂军入川查办，驻扎资州东大街行台。

　　郑东琴、吴玉章联络鄂军中统带会广达，陈知勇等党人，策划起事。10月7日资州鄂驻军闻武昌重庆独立，便在东岳庙召集军官会议决定起事，当晚宵禁，在东大街天上宫处决端方兄弟，并割下头颅，8日早晨在东大街城门向市人悬挂头颅，当日用匣子装首级离资州赴渝向蜀军政府请功并返鄂。

　　自驻扎资州的鄂军离开后，全城惶恐，前期州绅李传玖何钦甫负责城防。这个时候会党周某，曾被端方委任，周匪打着同志会旗号进驻水南街伺机窥视，传玖拒之，不料内奸出卖，周匪杀害城防统带李传玖，并毁坏学校设施，。

　　这时州人李芳由黔返州，主张恢复秩序，召开资州代表大会宣布独立，军政署，李芳为署长，蓝世钲为军一司令，周某为军校官。但周某兵痞野性难改，众人劝说赴成都，支援，周匪从中骗取七千元筹款，不到一月周匪返资中准备占山为王。

　　叛乱后，郑东琴及时恢复秩序，相继建立了州议会，农会，法团，商会，改丁粮为正税，津捐为副税，成立征收课，查清全州财产并备案，设财政厅，制定征税政策，确定正税征收额每两征一元六角等。

　　1913-1917年，郑东琴先后任彰明、大邑县征收局局长等。期间遵循孙中山指令，协助熊克武组建川军，参与四川讲武堂组建，解决军需要问题，积极参加讨袁、护国等活动。

　　1917年4月-1918年3月，任合川任县知事。合川驻军为川第二师为刘湘部，尽管一直清乡剿匪，但因川军与北洋军阀混战之久，时值凋翅，盗匪仍横行，庶民疾苦，而前任县知事张恺涛因贪污挪用被乡人告于重庆府，后被贾崑阳警佐驱逐并代之。那时合川时局动荡，熊克武钦命，四川省府委任郑东琴火线赴命。

　　郑东琴上任雷厉风行，下车三日捕诛匪数人，又二日亲率团丁数十人出牛鼻峡捕匪十数人，并押回游街示众斩之，从此匪气大慑。

　　1917年8月郑东琴倡议重修县志，立即授命县视觉官员黄葆初书告张森楷，议遵县部令重修《合川县志》，遂郑东琴张罗筹款并聘任张森楷为修合川县志总纂总校。旋即张森楷付诸实施，拟定《拟志凡例九条》、《采访须知三十条》、《测绘须知十条》并由县府油印公布，后历经五年终完成223万字的《新修合川县志》。该志涵盖了疆域、沿革、历史、风俗、官制、宗谱、艺文、碑志等丰富内容，而且首次将抗匪庶民英烈编入县志。该志一经问世，震惊当时史学界，被梁启超誉为中国近三百年县志史之杰作。

　　郑东琴县知事在合川县一年任期，治理有方，深得民心，庶民颂五里。合川乡绅耿布诚（后早期民生公司董事长）将郑东琴有关民生、民法、民力、民智的政绩、思想记录备案，作《去思录》并镌刻于县府大堂楹梁上，并且张森楷倡议选工摩岩以垂功勋不朽。

　　1918年6月-1920年2月任郑东琴重庆厅长，全力支持熊克武与段祺瑞北洋政权的斗争。1919年9月川滇黔三省军及鄂军在重庆成立联盟，对抗北洋政权。

　　1919年“五四”期间，对11月抑制日货并围攻重庆厅的川东师院等2000余爱国学生采取宽容理解态度，妥善处理，避免了流血事件发生。

　　1920-1923年，郑东琴任涪陵、岳池、广安等县知事。期间，与但懋辛一道开展禁鸦片和清乡的运动，建立公学校，推行新式教育，并协同支持熊克武驱滇的靖川之战。

　　1923-1925年，郑东琴任南充县县知事，南充驻军系熊克武川军第五师。期间，郑东琴参与支持熊克武与北洋代表杨森等军阀的靖川之战，并大力推进新式教育。

　　1924年熊克武失势赴湘粤，准备北伐。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在粤设鸿门宴扣押熊克武及身边亲信，其中所扣押一年之久的秘书系郑东琴二儿子。

　　1925年下半年重庆发生了200元铜元事件。驻渝黔军为筹军饷，在重庆市面发行新200元铜币，引起物价上涨，百姓恐慌。袁祖铭不得不驱逐鲜英，才平息风波，随即郑东琴就任巴县县知事。

　　期间国内局势动荡，郑东琴曾掩护刘佰承住进巴县县衙府里，两人经常秘谈，结为知交。刘佰承经杨闇公、吴玉章介绍加入了中国党，而郑东琴早已筹划经商，决定弃政从商。

　　1926年6月10日，民生公司在重庆召开成立大会，通过组织章程，并选举第一届董事会。郑东琴、耿布诚、李云根、李佐承等九人为第一届董事，周纯钦等三人为监察，郑东琴为董事长。依照章程规定，董事和监察不得兼任公司总经理和协理，所以股东推荐，并经董事会决定，卢作孚担任总经理，陈伯遵，黄云龙担任协理。

　　民生公司合川筹备时，合川乡绅观望，郑东琴游说，打开筹资局面，并倾囊相助，当即借出3000元，又以办公宜事业为由说动合川县府，方才借出县教育局经费8000元，支持筹建民生公司，去上海订购第一艘船，从而开辟合渝航线。

　　第一届董事会决定股资增为50000元后，除已筹资的款项外，其余几万元均由郑东琴对拉借凑足。郑东琴凑足股资，颇费周章，不仅将其父亲一生卖豆腐所置田产抵押，又把大儿媳妇（永川富绅女儿）的结婚陪嫁典当，而且还向银行洋行外借了款项。

　　“民生”轮最初运行可谓喜忧参半。行驶半年，时序进入嘉陵江冬季枯水季节，“民生”轮面临停航。遂卢作孚找郑东琴商量，决定增辟渝涪线。郑东琴利用自己早年任过涪陵县知事的人脉资源，积极出面协调，得到涪陵人士和军方的大力支持，终渡过难关，使“民生”轮在枯水和涨水两季都可运行。

　　1927年1月，“民生”轮开始航行渝涪线，整个枯水季节营业甚佳。这年夏，民生公司召开第二次股东大会，郑东琴被选为监察，同卢作孚等决定把上年8-12月的红息2分5厘发给股东，股东们喜笑颜开。

　　赓即郑东琴趁机向股东大会倡议增资，获得一致通过。这次实际增资73000元，超过原定增股额46％。这笔增资金到账后，民生公司随即在上海订制新轮，取名“民用”。“民用”轮比“民生”轮吃水浅，船身稍大，能全年通航渝合线。从此，民生公司利润入支开始盈利。

　　1928年，顺庆（南充）商人谭谦禄（又名谭谦六）刚在上海建造了名为“顺庆”的轮船，不料开回重庆途中被川军范绍增部扣押。郑东琴曾经在顺庆担任近三年的县知事时，与谭谦禄相识，加上范绍增又系川军旧部，军中有不少郑东琴老友，谭便委托郑东琴从中斡旋。

　　范绍增磨不过郑东琴面子，遂归还所扣之船，同时谭意识到搞长江航运阻碍重重，非一己之力所为，便授权纳入郑东琴为董事长的长江轮船公司旗下经营，将“顺庆”轮改为“长江”轮，行驶渝叙线。

　　但谭谦禄不谙经营，只好将股权、经营权转让，郑东琴随即进行投资，随后将经营权转入民生公司，从此民生公司当年夏天在重庆与叙府及嘉定之间开始有自己轮船航行。

　　1929年10月18日，民生公司正式接收“长江”轮，并将其改名为“民望”轮。随着“民望”轮加入，民生公司航运经营从嘉陵江进长江航运发展的新阶段，当年产值翻番。所以，“民望”轮又叫发家船。

　　1930-1952年，一直任民生实业股份公司董事长，同时相继还兼任天府煤矿董事长，渝鑫钢铁公司董事长，太平洋轮船公司董事长，西部科学院副董事长等职务，抗战期间曾任重庆政府临时参议院议员。

　　1930年2月，民生公司召开第五届股东大会。此次股东大会决定将公司资本增加为30万元（当年实收25万元），公推郑东琴为董事长。自此，郑东琴一直担任该职直至解放后。任董事长期间，在民生公司发展中给予卢作孚极大支持。

　　抗日战争后期，通货膨胀，民生公司濒临破产。宋子文以解决民生公司经济困难为诱饵，要求出任民生公司董事长。郑东琴对此坚决，并亲自出面奔走、解决资金问题，使民生公司转危为安。

　　1949年9月，杨森蓄意毁掉山城，阻挡全国解放，郑东琴董事长当机立断，派出数艘火轮将200多吨、数千桶汽油以及大量军用物资全部运离重庆，避免了一场大灾难。

　　解放战争后期，政权濒临瓦解，大肆发行金洋券、银洋券，为了保护民生公司资产，购买兑换储存大量黄金，同时加强账务资金安全监督管理，避免了黄金流失国外。

　　1950年初，郑东琴委派董事会何北衡等代表前往香港，协助卢作孚处理因加拿大10余艘船被扣香港事宜。

　　1950年10月，郑东琴董事长在南岸上新街英国使馆向全球宣布，民生公司董事长郑东琴是民生公司法人，民生公司总部在重庆，是唯一合法的总部，等其他地区的民生公司都不代表民生公司重庆总部。

　　1952-1965年，公司合营后民生公司改为长航，郑东琴一直任副董事长，重庆工商联，四川政协委员，民建、民革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