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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杀2》的“用心”与类型电影的现实主义

  近几年来,随着《我不是药神》《攀登者》《少年的你》《误杀》《送你一朵小红花》《中国医生》《扫黑·决战》等国产电影特别是新主流电影的不断探索,国产电影里的现实题材与类型电影中的现实主义等问题开始引发较为广泛的关注。印度、泰国与伊朗等国电影在类型设定下的现实触角或现实题材上的类型表达,尤其是韩国电影《寄生虫》在全球范围内的成功,都对国产电影及其受众期待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影响。

  《误杀2》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一部用心用力之作,并在犯罪悬疑的类型框架里展现出心理现实主义的独特魅力,既有现实观照与社会批判的勇气,又有人性反思与情感共鸣的张力,还在普遍的惯例与多重的反转中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观影效果。尽管由于各种原因,影片也在票房看涨的趋势下出现了口碑分化的局面,但总的来看,《误杀2》的“用心”及其在心理现实主义层面的认真探索,仍然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事实上,立足于社会现实并表现普通民众生存状态与心灵哀乐的现实题材电影创作,不仅是中国电影从上世纪30年代初期便开始形成的自主追求,而且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电影所拥有的最宝贵的优良传统。然而,受制于各种内外因素,特别是在好莱坞全球电影工业体系的巨大影响之下,即便是从新世纪开始,中国电影在走向类型化、市场化与国际化的过程中,也始终难以理顺各种复杂关系并建立期待中的向好的生态环境;时至今日,随着电影媒介自身在数字时代的深刻转型,以及世界电影在新冠疫情下的独特表现与中国电影所面临的机会与挑战,其所需要正视和寻求解决的问题也显得日益清晰。需要将现实主义电影的优良传统与其工业化拓展和类型化生存联系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克服所谓商业电影、艺术电影和主旋律电影“三分法”带来的认知误区,以更加贴近现实感受、更具类型吸引力的电影创作,为主流电影及其市场表现扩容升级,从根本上提高国产电影在海内外市场与全球观众中的认同度与竞争力。

  正是在这样的期待中,《误杀2》表现虽非,却也可圈可点。不得不说,跟《误杀》相比,《误杀2》除了编剧、刘吾驷、杨梅媛,导演戴墨以及主演肖央、任达华等在剧作、导演和表演等方面的各种“用心”之外,在类型叙事的技巧、情节反转的运用与人物情绪的把控、观众情感的导引等方面并不逊色,甚至多有超越,受众体验可谓有过而无不及。更为重要的是,就像《误杀》跟印度原版影片《较量》和《误天瞒杀记》相比各有所长一样,《误杀2》跟美国原版影片《迫在眉梢》相比,更是冲突激烈、内涵丰富,而且意蕴独具、精彩纷呈,其介入社会、批判现实的锐度与力度也明显高出一筹。

  诚然,《误杀2》在现实题材上的类型表达,或者作为类型电影的现实主义,确实是以主创的勇气和良心为出发点,站在底层民众视角并为其抵抗强权、呼唤正义的立场上,用“心”构筑着故事情节的基本逻辑和最终走向,并在“心”的身体官能及其精神象征之间,建立了贯穿全片始终的人物对话关系,更在故事内外和银幕上下,也就是在人物与观众之间成功地植入了一种同情、应答和共鸣机制,这正是优秀的类型电影本应具备的精神内涵和艺术品质。

  如果说,林日朗和小虫之间超越功利、生死互换的父子关系,是以可供移植的“心脏”的得而复失和失而复得实现的;那么,医院内外不同阶层的各色人等如市长父子、张警官、达马医生、就医者、围观群众等与林日朗一家命运的关系,则是通过对其各具特色的言行所体现的人性善恶与人心向背而表现出来的。影片最后的结局以及林日朗的葬礼,也是在这种来自社会各界以至银幕外的观众的情感体验与价值判断中,从整体上表达了主创者渴望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充满温情的博爱之心。

  至于影片中精心设计的在黑暗中发出微光的萤火虫,既是父子之间与观众之间的心灵感应,也是普通人和弱势者在世间用心活着的象征。对于当下的中国电影而言,当然需要《长津湖》等主流所展现的宏大叙事和史诗意识,但也需要《误杀2》这种扣人心弦的类型电影所蕴含的震撼人心的现实主义。事实上,这些类型电影的现实主义,本就应是当下中国主流电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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