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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里屏外 心声 陈长春:乡村振兴已经走到城市和乡村接壤的最后一公里

  我从2007年开始做乡村旅游的营销和策划,到2015年开始做“山楂小院”民宿,到现在全国有250余家民宿进行运营,一路走来,对乡村的各种坎坷也好、兴奋也罢,苦乐自知。其实疫情的困难在我们看来只是很小的一朵“浪花”,城乡之间一些政策的不确定性,包括城乡文化的差异、对资源的理解、服务的概念等,才是我们面临的压力和矛盾。

  我们需要有一整套完善的乡村管理和监管体系,例如解决乡村住宿的问题,其实是环境打造的问题,通过环境的打造去恢复产业生态,通过产业生态带动乡村的文明,这一系列其实需要一个很精准的点去发力,而不仅仅是政府给予的补贴、或税收减免等。对于一个健康的文旅企业来说,补助的诉求不是特别旺盛,更精准的需求和一些更常态化的需求往往才是我们更加需要的。例如一些企业会花费大量的精力投入到用城市的施工管理办法去管控乡村的招投标工作,造成了经济和精力成本投入过大,在某个时间点因为一些“风吹草动“,有可能企业一下子就倒下了。所以,我觉得政府在常态化的纾困和管理方面,把城乡之间管理体系重构,让它更好地适应中小型企业在乡村更健康的发展,这是我们迫切需要的。

  今年,我们从服务业纾困的《若干政策》和中央一号文件里都看到了更多让人振奋的地方,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清晰的方向,可以说乡村振兴已经走到城市和乡村接壤的“最后一公里”。在这个阶段,我们只通过乡村发展,乡村是没有机会的;把城市搬到乡村,做出一个新的小区或者一个新的大景区,这也不是乡村的出路。只有把乡村和县域去融合,借助县域的城市升级改造和乡村的整个产业升级结合在一起,把乡村资源型的产业和城市的商业型的产业接壤起来,才能让乡村的产业有更好的一个出路。

  我觉得下一步我们会迎来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希望通过今年的全国,能够给到县域产业发展更多的好政策。做乡村振兴,我们现在还需要一些过渡性的产业,需要一个试错的环境,需要很多有情怀的企业家敢于到乡村里来……所以我们需要解决乡村产业里融资难的问题,要把普惠金融政策真正落实到城乡结合的地方,落实到县域和乡村发展中去。

  其次,对于乡村振兴来说,文旅产业恰恰是乡村振兴里最好的流量入口,把城市里高净值人群带到乡村去,乡村就拥有了很多后续产业链发展的机会,如果不解决一些如土地流转问题、集体建设用地入市问题、资金等问题,那些有资金、有情怀、有技术的人可能就不到乡村去创业,所以我觉得需要一些政策先把三产引入到乡村,例如四川彭州、湖北等地都已经在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方面做出了一些很可贵的探索,这些探索形成市场化的效应把乡村的三产体系建立起来,把当地劳动力盘活,把当地闲置资产盘活,就会带来一些适度规模的价值流动,有了这些价值流动,我们再慢慢探索二产和一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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